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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中探索中国式强国货币路径

来源: 《中国外汇》2025年第2期 作者:霍宇辉 编辑:杨洋
目前,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,推动人民币信用持续提升,为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机遇。在这一进程中,人民币国际化应坚持规模性、渐进性、普惠性原则...

近年来,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,但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,人民币国际地位与我国经济规模仍不匹配,潜力仍需进一步发挥。基于我国现实国情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,人民币国际化应坚持规模性、渐进性、普惠性原则,探索不同于传统国际货币的中国式强国货币之路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坚持共商共建共享,推动大规模国际经济合作,促进人民币流动循环,为以我为主、扬长避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遇。应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抓手,加强跨境支付体系建设,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,促进人民币循环圈畅通稳定,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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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国际化进展显著但潜力仍需进一步释放

自2009年我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,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持续扩大,国际货币职能不断拓展,国际化水平稳步提升。一是国际支付方面,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从2009年25.6亿元增加到2023年52.3万亿元,占国际支付比例从2011年的0.29%上升到2024年7月的4.61%,已成为我国跨境收付第一大货币和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。二是国际计价方面,人民币债券在国际债券中占比从2009年的0.06%上升到2023年的0.72%,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日益凸显(刘刚和张友泽,2018)。三是国际储备方面,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,2024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2.17%,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sdr时提升1.1个百分点。

然而,受内外因素制约,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未充分发挥,“强大的货币”建设仍任重道远。一是我国经济规模优势未充分发挥。2023年我国经济和贸易总量全球占比已分别超过18%、25%,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美元等货币仍有较大差距,在国际支付和储备中占比分别为4.1%和2.3%,人民币国际地位与我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仍不相称(见图2)。二是人民币循环渠道尚不健全。当前,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,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币交易成本,影响人民币自由流动。作为全球人民币循环的重要途径,人民币离岸市场资金池规模有限,人民币供给和回流机制有待完善。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发展空间受到压缩。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中仍占据主导地位。从理论上看,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网络外部性,国际市场对美元的路径依赖较难打破。从实践中看,美国惯用金融制裁、排他性互换协议等手段阻碍其他货币“切分蛋糕”,增加其赶超美元的难度。在中美博弈背景下,我国面临被美排斥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核心领域之外的风险,或压缩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发展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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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国际化需探索不同于传统国际货币的发展之路

传统国际货币依靠金融开放、殖民、霸权实现国际化的道路,既不符合我现实国情,又无法满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。应以我为主、扬长避短,探索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,目标不是挑战美元地位、成为霸权货币,而应坚持规模性、渐进性、普惠性原则,依托规模优势、循序渐进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,通过国际合作构建人民币“生态圈”,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同时惠及世界。

规模性: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

货币国际化理论表明,货币网络建立在生产和贸易网络基础之上,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规模有利于形成货币网络外部性,推动货币国际化发展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规模优势。从供给看,我国是全球和区域的重要生产中心,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,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,具有超强供给能力;从需求看,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是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,应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,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。需挖掘规模优势潜力,在对外贸易投资等大规模经济活动中拓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。

渐进性: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

其他货币国际化历程表明,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之一。然而,过快的资本项目开放将使经济更易遭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,加剧汇率波动,对宏观调控形成掣肘。从日元国际化教训看,日本急于实施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,忽视了金融体制内部的必要改革,最后“泡沫经济”破裂,日元国际化受到重创,经历了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,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,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。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善、风险防范机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,我国不宜过快开放资本项目。需加强资本流动的预警监测,循序渐进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,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。

普惠性: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

英镑、美元的国际化道路具有霸权主义色彩。英国通过殖民体系扩张构建了以其为核心的经济网络,迫使殖民国家在贸易投资活动中使用英镑。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依赖“剪世界羊毛”,把国内经济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,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还滥用支付阻断、资产冻结等手段实施金融制裁,加剧全球金融风险。国际货币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,应是推动全球治理的润滑剂,而不应成为遏压他国的武器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,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。我国不应走传统货币通过战争、殖民、霸权等方式实现国际化的老路,而要用和平方式主动、有效供给满足国际社会需求的人民币,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等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加强货币金融合作,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各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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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开创中国式强国货币之路提供机遇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坚持共商共建共享,提升人民币使用意愿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,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,有助于塑造我国有意愿开展国际政策协调的良好形象,提升人民币信誉。一是共商共建货币合作机制。截至2024年8月末,我国已与31个共建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,在19个共建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,便利了人民币贸易投资,为相关国家提供了人民币流动性,强化了人民币结算及储备职能。二是共享发展成果。我国与共建国家分享普惠金融、数字金融发展经验,截至2023年6月末已与74个共建国家开通银联移动支付服务,探索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,拓展了人民币应用场景。此外,人民币资产综合回报较为稳定,兼具安全性和流动性,对共建国家具有一定投资吸引力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规模巨大,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

一方面,大规模项目建设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融资中的使用。11年来,我国与共建国家实施数千项目,产生大量投融资需求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不断拓展,人民币债券规模持续扩大,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保障。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,我国金融机构成立7800亿元人民币的“一带一路”项目融资窗口,在促进人民币使用的同时惠及共建国家。另一方面,经贸投资合作增加人民币的计价结算需求。2013—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贸易总额累计19.1万亿元,双向累计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,发挥互补优势建立了庞大的贸易投资网络,为我国发展人民币贸易融资、出口信贷提供了机遇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促进人民币流动循环,为循序渐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途径

在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,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实现人民币循环提供了机遇。在项目建设中,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对外贷款输出人民币,共建国家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人民币回流,即在经常账户下支付工程款、借款,或在资本账户下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。在贸易活动中,我国与共建国家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实现人民币流动。此外,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渠道,巩固人民币的海外流通;双边本币互换对境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动态调节。

 

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为抓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

加强跨境支付体系建设,为人民币国际化“护航”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,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,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具备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良好基础,我国可探索与其共同建设普惠包容、安全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。一方面,应继续加强现有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建设。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(cips)的多边应用,不断提升其稳定性和有效性。统筹人民币清算行和cips系统布局,提高人民币支付结算网络的覆盖性和便利度,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设“高速公路”。另一方面,探索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。我国央行数字货币走在世界前列,未来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“弯道超车”。建议结合数字贸易、数据跨境流通等数字丝绸之路合作领域,探索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。聚焦东盟等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重点地区,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试点合作,探索构建以数字人民币为媒介和计价货币的跨境数字支付新体系。

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,为人民币国际化“辟径”

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,中亚、中东等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地区是我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(见表1)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,美西方金融制裁使大宗商品出口国对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产生疑虑,为我国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带来机遇。一方面,应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,同俄罗斯、伊朗、沙特阿拉伯等国加快推动油气资源人民币计价结算,同时以铁矿石、铜、橡胶等议价能力强的大宗商品为突破口,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立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专项制度安排,推动境外形成较大规模的大宗商品人民币。另一方面,推动商品期货市场发展和开放,进一步探索推广原油、铁矿石、黄金期货等面向境外投资者的大宗商品衍生品,增强对全球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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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人民币循环圈畅通稳定,为人民币国际化“拓路”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拓宽了人民币循环路径,但人民币跨境流动仍存在规模不大、循环不畅等问题。一方面,应推动人民币“走出去”。鼓励企业在参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时增加人民币的跨境使用,引导金融机构拓展人民币融资产品,扩大人民币专项贷款规模,提升人民币在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投资、数字经济等重点合作领域的普及度。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提供普惠金融服务,增加人民币使用粘性。另一方面,要促进人民币“流回来”。在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等条件成熟的共建地区打造多元化人民币离岸中心,推进人民币多边使用。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,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,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,为各国积累的人民币提供投资渠道。

 

作者单位:中国社科院大学经济学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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